我待在自己的舱房里。我想躲着尼摩艇长，好不让他看出我内心的焦躁不安来。我就这样地熬着这一天，一会儿想着恢复自由，一会儿又因要离开这艘奇妙的鹦鹉螺号，使得我的海底考察半途而废而感到遗憾。我还没有观察到大西洋海底，还没有像揭示印度洋和太平洋那样把它的秘密揭示出来，就这样离开这个我喜欢称之为“我的大西洋”的海洋，如同小说刚看完上卷，却没了下卷，美梦中途被打断，就这么结束了，我真是不甘心呀！这难熬的时光就这么逝去，时而想象着自己与同伴们一起安然无恙地回到陆地上去，时而又希望出现某种意想不到的情况，使得内德·兰德的计划落空，我知道，自己的这种希望是很不仗义的。
我两次回到客厅里去看看罗盘。我想知道鹦鹉螺号是带着我们靠近海岸还是远离海岸。但两者都不是！鹦鹉螺号一直在葡萄牙海域沿着大西洋海岸向北行驶着。
那么，必须下定决心，准备逃走。我的行李不重，除了我记的笔记以外，什么也没有。想到尼摩艇长时，我只是在想，他知道我们逃跑后会怎么想呀？我们的逃跑会使他在多大程度上感到不安呀？我们会给他带来多大的危害呢？如果我们逃跑成功了或者是失败了，他会怎么办？我当然是没有任何理由好埋怨他的，恰恰相反，我还应该感激他的，因为没有谁像他那么心地坦诚地对待客人的了。但是，我不辞而别，他也不能怪我忘恩负义，因为我们之间并无任何承诺在约束着大家。我们之所以留在他的身边，是环境所造成的形势使然，而非我们的承诺所致。而且，他公然要把我们永远囚在他的艇上的企图，也表明我们的逃跑愿望是合情合理的，无可厚非。
自从参观了桑托林岛之后，我就一直没再见过艇长。也许，在我们逃走之前，命运会安排我们见上一面吧？我既想见到他，又害怕见到他。我注意地在听，看能不能听见他在我隔壁房间里走动的声音。可是我什么声响也没有听见。他的房间里大概是没人。
这时候我忽然觉得，这位怪诞的人物也许根本就没在鹦鹉螺号上。自从小艇离开大艇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的那天夜晚起，我对于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看法上稍微有所改变。我寻思，无论尼摩艇长嘴上怎么说，反正他很可能与陆地一直保持着某种联系。他难道就从未离开过鹦鹉螺号？我经常一连几个星期见不到他的人影儿，他都在干什么呢？当我以为他愤世嫉俗、气愤不已的时候，他会不会正在远方某个地方进行一项我始终不知其性质的秘密活动呀？
这种想法与其他的一些想法，千头万绪，不停地缠绕在我的脑海之中。由于我们是处于一种异乎寻常的环境之中，各种各样的猜想必然是少不了的。我心中乱作一团，苦恼烦闷，这一天的等待简直是度日如年。我像热锅上的蚂蚁，焦急万分，无所适从，时间像是停止不前了似的。
我像平常一样，在自己的房间里用餐。我觉得心里堵得慌，吃不下饭，七点钟，我便离开了餐桌。离我应该去同内德·兰德会合的时间——我一直在一分一秒地数着时间——还有一百二十分钟。我越数心里就越急，心脏在剧烈地跳动着。我坐立不安，来回不停地踱着，希望这么走动能够使烦躁的心静下来。我倒并不担心，我们这么鲁莽从事，弄不好会有生命危险；我最担心的是，在逃离鹦鹉螺号之前，行动暴露，被押到怒容满面的尼摩艇长面前，或者更糟糕的是，被带到并不发火，只是因我的忘恩负义而感到心寒的尼摩艇长面前，我心中非常地忐忑，心里七上八下的。
我想最后再看上一眼客厅。于是，我便从纵向通道走到那间我曾经度过许多愉快而有益时光的陈列室。我看着那些稀世珍宝、稀世珍藏，满面愁苦，宛如就要踏上流放之路、永不回返的人一样。这些大自然的珍奇宝物，这些艺术的杰作，我在它们中间生活了那么多的时日，如今却要永远地与它们分离了。我本想透过客厅里的舷窗，再看上一眼大西洋的海水，可舷窗却被关得严严实实，一块钢铁护窗板把我与这个我尚不熟悉的海洋给隔了开来。
我在客厅里这么转了一圈之后，便走到那扇开在墙隅的、与尼摩艇长的房门毗邻的门边。门是虚掩着的，我不免吓了一跳，不由自主地缩了回来。如果尼摩艇长在他房间里的话，他肯定能看见我。可我没有听见有任何动静，于是我就又往前走去。房间里没见有人。我推开房门，往里走了几步。房间仍旧一如既往，仍旧如苦行僧式的那么简朴无华。
这时，几幅挂在墙上的铜版画映入了我的眼帘。我好像觉得第一次进到这间房间时，并没有注意墙上有这些画。那都是一些肖像画，是一些毕生忠实献身于人类伟大理想的伟人们的肖像画，其中有：在“波兰完了！”的呼唤声中倒下去的柯斯丘什科、“现代希腊的莱奥尼达斯”、博扎里斯、爱尔兰的捍卫者奥·康乃尔、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华盛顿、意大利爱国者马宁、倒在奴隶主枪口下的林肯和那位像维克多·雨果所描写的悲惨场面中被吊在绞刑架上的黑人解放运动的殉道者——约翰·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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